【印聯傳媒網訊】2013年11月,福建印刷業巨頭福州千帆印刷有限公司工廠全面停工,底下員工盡數解散。這家公司,在短短9年時間里一路高歌猛進,以最大市場份額的業務占有量,獨霸福建印刷業大佬地位。此次工廠關停事件,就像一塊砸進主流視野的石頭,讓千帆難以避免地成為一個焦點話題。
福州千帆印刷,被業內外譽為福建印刷業的巨頭,因其擁有多臺進口的國際一流印刷設備,加之靈活的運作模式,甚至有人說其企業實力和業務量在全國同行中都名列前茅。2004年至2012年間,這家原始注冊資本只有100萬元的工廠小作坊,發展為注冊資金8000萬元、員工數超700名、并在全國多地分設印刷廠的行業巨頭。但就在其躊躇滿志準備上市之際,其福州本部工廠卻在一夜間轟然“倒塌”,其余分廠隨即被全面叫停。此次事件究竟因何而起,又將造成哪些影響--圍繞千帆事件引發的話題是不少業內外人士關注的熱點。本刊記者通過深入采訪,為您解析一個印刷業巨頭“倒閉”背后的情由及其引起的相關牽連。
2013年11月,福建印刷業巨頭——福州千帆印刷有限公司工廠全面停工,底下員工盡數解散。這家成立于2004年的公司,在短短9年時間里一路高歌猛進,以最大市場份額的業務占有量,獨霸福建印刷業“大佬”地位。但由于長期深陷“價格戰”漩渦,以及其飽受爭議的經營手段,該公司在業界的口碑始終受到質疑。也正因為如此,此次工廠關停事件,就像一塊砸進主流視野的石頭,讓千帆難以避免地成為一個焦點話題。
有趣的是,出于不同視角,輿論也呈現出復雜的態度,有人拍手稱快,并預言福建印刷業將迎來理性競爭的春天;有人扼腕嘆息,憂心廣東、浙江等周邊省份印刷企業對福建市場這塊蛋糕的覬覦;更有利益攸關者被卷入債務糾葛的風波……按照一位業內人士的說法,“主要在于所站立場不同”。
就在千帆工廠出事后不久,某刊物負責人因印刷需要走訪了福州幾家印刷廠,發現廠家給出的報價均有所上浮,報價最高的一家,開出的價格比該刊物之前的印刷費用“每本高出兩塊多”。
顯然,該事件的影響早已不止一家企業存亡那么簡單,而是給我們提供了一個企業經營與市場關聯的特別樣本。
究竟是什么壓垮了千帆這只福建印刷業的“巨型猛獸”?想解開謎團,還得從事件的始末及該公司的發展說起。
“可能要撤了”
鄭紅霞(化名)是千帆聘用的100多名殘障員工之一。她2010年入職,因腿腳不便,負責生產車間機器設備的開啟工作。
2013年11月24日,鄭紅霞因身體不適提早回到員工宿舍休息。當晚11點左右,同在千帆工作的丈夫回來,告訴她印刷車間發生了哄搶事件。鄭紅霞披上衣服慌忙趕往廠區,發現工人們仍在正常作業,機器運轉如常,但車間里有不少人員頻繁進出,搬運印制好的書刊成品以及部分半成品。鄭紅霞認出,這些人當中有不少是公司內部業務員。盡管早已習慣了車間運轉的繁忙,但在過去工作的幾年時間里,類似業務員集體“搶運”貨物的情況她還是頭一次遇見。
后來經證實,這些人中的確有不少是千帆的業務員,確切地說,應該屬于業務股東。王東(化名)就是其中之一,但他對鄭紅霞“搶貨”的說法并不認同,并辯解“業務員那么做不叫搶貨,這叫保護客戶財產,守住公司信譽,把印出來的東西送給客戶”。據他所說,當時他“成功轉移出7000多箱、接近37萬冊《新華字典》”,“并連夜送達客戶手中”。
關于“業務股東”,王東給出了相對明確的釋義,即“根據所接業務的多少來享受對應的業務分成”。簡單地說,就是這些人員為公司爭取業務,公司回饋一定比例的利潤分成。至于具體的分成方式,王東稱那屬于行業機密,不能泄露。
事實上,當王東趕赴公司“搶救”這批印刷品時,已是25日凌晨。王東說,24日晚11點半左右,他接到一個“內部電話”:“來一下吧,可能要撤了,老大已經撤了。”當時他出差,正在返回福州的途中。
電話是另一位業務股東打來的,對話中,他得知公司發生變故,電話中提到的“老大”,就是千帆的董事長鮑才全。后來王東獲知,關于“老大已撤”的消息最早來自鮑才全秘書發送的一條短信。但王東聲稱當時他并沒有收到這條短信,并一再強調這些都是“內部消息”。在含糊其詞中,他對于是否真的存在短信通知不置可否。
但王東肯定,其他的業務股東“應該在(當晚)9點就開始聚集”。他和鄭紅霞都屬于消息相對滯后的那一撥。但區別于鄭紅霞,作為公司高層,王東對25日事態的發展已經提前做出了一定的預估。
25日那場宣布“散伙”的會議王東并沒有參加。在不少人看來,那場會議仿如一記重磅炸彈,來得毫無征兆。但王東透露,早在“炸彈”爆發前3個月,公司內部就已經出現資金周轉問題。總經理助理楊小姐證實了這一點。
該公司總經理即鮑才全的弟弟鮑才順。楊小姐說,幾個月前,鮑才順已經開始四處奔走,籌措款項,“爭取為員工發放工資”。這似乎隱約透露出,在事件完全爆發前,該公司已經在為財務緊缺狀況做后續準備。
比對楊小姐和王東兩人提供的信息,記者發現,就在鮑才順為資金忙得焦頭爛額的同時,另一邊,鮑才全也在進行著他的大舉融資之行。
王東介紹,幾個月前公司資金鏈斷裂,當時鮑才全已經意識到“出現的狀況”,因此出外籌資。他強調,按照預定計劃,“老板是可以自由回來的”,但后來的情況顯然超出了既定的發展軌道。在王東看來,此次籌資成敗是關系公司能否渡過“危機”的背水之戰,衡定的標準就是能否安全跨過這個年關,“如果可以維持到過年的話,我們老板一定可以渡過難關。”
實際上,據王東所言,從“危機”顯現到局面失控,公司一直都處于“維持”狀態。關于這個“危機”出現的時間節點,王東說:“其實我們時刻都知道,只是我們一直在維持。”王東表示,在事件走向不可挽救的勢態前,千帆已經“正常維持了3個多月”。
投資失陷與高速擴張
千帆的一位業務股東透露,他最后一次見鮑才全是在福州某夜總會消費。那一次王東并不在場。王東說,自己和鮑才全見面比較頻繁,“有時候天天在一起”,但他們最近一次接觸已經是在事發前一個多月了。
當時王東對鮑才全的融資“救場”信心滿滿。“主要是被一些人搞壞了,憑我們老板的魅力,當時他其實完全有能力把這件事情(指資金鏈斷裂)解決好。”王東至今還是這么認為。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千帆工廠關門前不久,某商業銀行還向該公司貸出幾千萬的款項。除此之外,另一家銀行也與千帆存在幾千萬元的資金借貸關系。“銀行對我們都是非常理解和支持的。”王東說。
據了解,除了向銀行貸款外,千帆同不少民間人士及金融服務公司也存在借貸往來。據一知情人士吐露,就在2013年11月25日,事態惡化的當天,有一個人曾在千帆工廠出現,他之前向千帆放出過4000萬元的借款。“這個人蠻好的。”王東所說的“好”,是指面對千帆工廠的關閉,此人當場表示對這筆款項不再追究。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千帆事件也在金融界引起震蕩,“估計福州這邊擔保公司也要倒掉三四家”。不僅福州,在千帆印刷廠區的墻上,記者看見江蘇一家金融公司向千帆發起訴訟的民事裁定書,雙方的債務牽扯同樣涉及上千萬元。
王東在很久以前就知道“老板的融資能力很強”,他表示,此次千帆之所以會出現如此巨大的財務虧空,主要在于“老板其他方面的投資”。
王東記得,2013年9月左右,鮑才全曾提起過一句“現在可以考慮進軍地產行業了”,當時王軍并沒細問,“因為這個也不是我們該問的”。
但很快消息傳來,鮑才全在上海投資的地產項目失利,“虧損好幾個億”。王東說,就是此事導致公司最終崩盤。王東說,此項投資“是通過一種內部操作的方式(進行),沒有經過正常手續”。他還聲稱,這是一次被人設局的坑害,“仙人跳嘛”,但對于具體內幕王東并不愿過多透露。
除地產投資外,鮑才全對礦業也有所涉足。據王東說,2013年上半年,鮑才全在新疆投資一處礦產虧損了500萬元。而關于鮑才全是否如外界所言“欠資幾億”,王東表示“并不清楚”。
據了解,在2010——2012年的兩年多時間里,千帆先后將發展的觸角延伸至廈門、上海、成都,并在三地迅速成立分廠。而在總部福州,千帆也擁有好幾處印刷分址,其中包括部分被千帆收購、規模略小的印刷廠。在此次千帆事件浮出水面前,外界還一度傳言鮑才全“正在北京考察”,準備圈地擴建分廠。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僅千帆在廈門、上海、成都三地的大型印刷機器就已接近20臺。在千帆尚可打開的公司官網頁面上,“印刷設備”一欄中列出的機器數目累計達127臺,這是省內同行業難以企及的數字,在全國也并不多見。而王東說,就在事發前不久,公司還從海外訂購了12臺“小森”印刷機。
深入了解后,記者發現,向國外訂購原裝印刷機一直被列入千帆設備更新的標準流程中,他們公司所購機器從組裝到維修,均由國外廠家提供配套跟蹤服務。知情人士表示,僅一臺“海德堡”印刷機“安裝完就得花費800萬元”。記者發現,在千帆官網羅列出的設備中,不同類型的“海德堡”印刷機有24臺之多。
而千帆舉步向前的欲望似乎并不僅限于此。2013年6月,也就是此次事件爆發前三四個月,因工廠原址面臨拆遷問題,該公司還進行了一次遷址安置。一位知情者向記者反映,此次遷址總共消耗了七八百萬元。
對此,一位內部人士透露,遷址只是迫不得已的權宜之策,加蓋擁有自主產權的生產基地才是該公司長久以來的理想規劃。“因為我們沒有自己的廠房嘛。”王東說。就在事件發生前不久,千帆已斥資“幾千萬”,在福州閩侯縣鐵嶺買下一塊面積達“二三十畝”的地皮,作為跟進落實該計劃的一步。
對于此次千帆資金鏈斷裂,部分同行視之為遲早之事,有人甚至早一兩年就預言過千帆“非倒不可”。一位業內人士引以為戒地感慨:“要守住自己,不要盲目擴張,及時把資金周轉過來,不然擴張也沒用。”
業務股東模式與低價競爭
王東與鮑才全結識是在2008年,當時王東正效力于另一家印刷公司,兩人屬于競爭對手關系,在業務拼搶上有著頻繁的交鋒。“他當時搶業務一直都搶不過我。”王東說,和自己相比,在業務方面鮑才全始終都稍遜一籌。不過,在多次的接觸中,他發現鮑才全有著“很強的管理和融資能力”。王東當時判斷鮑才全可以帶領他在印刷業走得更遠,很快兩人就轉為合作伙伴。2009年,王東加入千帆,成為公司旗下一員。當時正值千帆的“業務股東模式”開啟不久。
采訪中記者發現,“業務股東”只是王東在該公司的身份之一,他真正的角色遠比這要豐富得多--他同時還擔任著公司的高層領導職務,管理業務生產相關工作。
王東說當時之所以選擇加盟千帆,是“因為千帆的這種模式(業務股東模式)一定會領導這個市場”,“這個我已經看出來了”,他把這概括為“大勢所趨”。
王東承認,千帆的存在讓福建其他印刷企業“生存艱難”。一位內部人士也透露,千帆已經占據了“福建印刷業45%以上的市場份額”,而千帆對其他企業造成的威脅,很大程度源于其低價競爭的策略,也就是千帆久被同行詬病的“價格戰”。
“千帆給出的折扣是60%。”該內部人士說。爾后另一名知情人士也證實了這一說法,但他又說“標準不定,有時也會有浮動”,具體根據業務量大小而定。
這一折扣價在王東口中為“內部股東價”,是針對業務股東開放的。他說:“跟平常的價格差異可大了。”王東每年的總業務量都在“大幾千萬”,而在千帆內部,像他這樣的業務股東大大小小有二十幾個,幾乎能將福建印刷業大部分市場蠶食殆盡。
王東說他當時加入千帆,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被這種“業務股東”的分成模式吸引,而他通過這幾年的打拼也的確發家致富了。“現在有房子住,有車開,這些都是進了千帆之后才有的。”王東透露,在千帆,“大的業務股東身家都不低于千萬”。關于業務股東大小的劃分,王東表示,主要根據“跟隨老板的時間、業務量以及對工廠生產量的控制力”來評定,而他則屬于這些“業務股東”中級別最高的一個。
而要成為千帆的業務股東,首先要繳納一定的“保證金”,就是向千帆的工廠押注一筆預付款,“以防業務員拉來業務放在工廠生產后自己跑掉”。王東說,保證金最低額度為3萬元。據其助理介紹,此次王東也損失了“幾百萬”,對此他并不愿提及,只是以“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一筆帶過,并一再強調“感念老板帶領我們風光這么多年,現在沒有哪個老板能讓我們賺那么多錢”。
真盈利還是謀上市?
在千帆以巨大胃口鯨吞福建印刷市場份額,并讓其底下業務股東受益的同時,公司本身是否能夠盈利一直是外界關注的焦點。
一位業內人士分析,印刷業長久以來都是“微利行業”,而像千帆這樣采取“低價競爭”策略,“按照業內規則基本上是虧錢狀態,起碼是沒什么錢賺”。
印刷業人士張弛(化名)已入行20多年,根據他的推算,即使不采取低折扣競爭的方式,印刷企業的利潤“也只在5個點左右”。而對于千帆的發展模式,他不以為然:“除去廠房費用、工人工資和一些基本開銷,還能剩下什么?最后只能靠融資來維持。”
千帆內部一位中高層人士則直言“公司的志向并不在做印刷”,主要在“金融與投資方面”,她甚至表示在“內部股東折扣價”的經營方式下,公司根本就處于“虧本狀態”。但王東否認了這種說法。“我們的利潤空間還是可以的,應該在8%左右吧,”王東說,“公司的成本主要在設備跟管理這一塊,所有原材料成本都是由業務股東自己承擔的,就是你要生產一本書,紙張由你自己調來。”
王東表示,2012年千帆“賬面上的年產值為8.76億元”,至于凈利潤他表示“不太清楚”。但另一位業務股東則坦言:“有些紙面上的數據并不能信以為真,因為報表這些有時候可以做好幾份。”然而又有人透露,“千帆每年需要上交的稅收就達兩三個億”。
鄧起(化名)是千帆某業務股東的助理,2009年加入千帆。她透露,2009年,她原本所在的R公司入駐千帆,這成為她轉投千帆旗下的契機。
她向記者闡明了“入駐”一詞的含義:“就是幫它做賬,增加(千帆的)銀行進出款賬目”,而千帆則將部分無法“消化”的業務單轉移至這些公司,雙方以這種“雙贏”的合作方式結成戰略聯盟。而業務股東則成為搭建雙方關系的紐帶。記者調查發現,類似R公司這樣的印刷企業并不在少數,而這種捆綁經營也成為千帆不斷發展壯大的一種方式。
鄧起說,“做賬”的目的是為了推動千帆上市。“一直都說要上市。”據鄧起所言,千帆最初打算上市是在2009年。
依照我國相關法規,申請上市的公司必須符合“具有持續盈利能力,財務狀況良好”的條件。而在某些情況下,上市也成為不少公司改善財政狀況的救命稻草。
對此,一位業內人士尖銳地指出,上市的成敗就是決定千帆生死的關鍵,“如果它順利上市了,那整個公司都盤活了,如果沒有,那就像現在這樣了。”
說到這個話題,王東面露遺憾:“(上市)這條路我們一直都在走,但現在走不通了。”
“工廠倒了,公司還在”
在千帆,一直流傳著這樣一個段子:在八九年前,千帆起步不久,因為一場巨大的臺風,公司僅有的幾臺機子都被水淹沒,全部資產毀于一旦。鄧起說,她當時對千帆的復活能力并不看好,“沒想到幾年后很快就東山再起”。而這個看上去帶著勵志色彩的故事,也成為千帆員工“引以為傲的公司發展史”。
在這個段子的背后,還隱藏著一句在千帆幾乎已成共識的結論:“老板很厲害。”
一位從廣東投奔過來的千帆員工,在上班后不久就發出過類似感嘆。而且,在與眾多千帆員工的接觸中,記者發現,談及鮑才全,不少員工都贊譽有加:“很舍不得這個廠,老板對我們很好。”
總經理助理楊小姐向記者提起這樣一個細節:千帆工廠關門前,向工人發出的最后一筆工資,是“總經理要求發的”。千帆事件的正式爆發是在11月25日,但在23日,部分員工就已收到11月份的工資,數額遵照10月份的標準計算。而若按該公司以往薪資“下個月月中結算”的正常發放制度,11月份的工資本應在12月15日才能到賬。
不僅如此,部分員工甚至發現,提前領取的這筆工資中居然還附帶了“額外補貼”,總額比實際可領取的工資高出不少。楊小姐證實,這筆因特殊緣由提前下發的薪資中,的確包含了不定數額的“福利補貼”,“有些人多發了半個月工資,殘障人員多發了一個月”。盡管后來因銀行方面原因,部分殘障員工實際上未能拿到這筆費用,但鄭紅霞等人在與銀行方面溝通時,確知“是被銀行凍結了”。在現場,未拿到這筆款項的員工,并未發出針對公司的怨言,只是一再表示惋惜。
據王東的說法,鮑才全在離開之前“已將一切安排妥當”。他還極力強調,“并非外界傳言的卷款逃跑”。在王東看來,鮑才全有著“非凡的人格魅力”,“是個管理天才”。“你沒發現千帆倒了以后,千帆的員工還是很團結,很懷念他嗎?”王東反問道。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就在千帆事件發生后不久,他同鮑才全有過一次通話,電話中鮑才全告訴他,“仍會把千帆做下去”。“他(鮑才全)說既然做這么大了就不可能放棄。”對于外界關于鮑才全是否會回來處理殘局的猜測,王東則一臉輕松:“沒關系,他不回來也可以遙控指揮。”
此外,王東還透露,盡管事態已經難以逆轉,但他代理了該公司所有業務股東的管理,“千帆7個部門和1000萬業務量都在我手上,一個單子都沒流出去”。
而對于這些業務的生產去向,王東說“都已經轉到外省生產”。他說,千帆事件曝光后第二天,廣東、浙江等周邊省份的印刷企業很快就派出代表來福建考察市場。就在接受采訪的當天,王東還安排了與浙江某領導的會面,但他一再撇清“和印刷的事情無關”。
在一次通話中,王東向電話另一頭的人闡述千帆的現狀:“那是小事,我們只是工廠倒了,但公司還在,千帆依然還在,千帆只是掛個牌子而已,沒有垮,只是出了些問題而已。”王東說,千帆“并未到死局”。
本文由印聯傳媒小新編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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