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聯傳媒網訊】晚清中層社會及由其所界定的政治出版業的歷史始于《時報》創刊前的許多年。在1890年代的中晚期，改革派發展出一種更具論辯性的政治模式，賦予了出版業新的政治意義，一種新的政治范式和新的印刷業模式也出現了。同時，印刷業的角色轉變也受到自19世紀起就在中國興起的外國報紙的影響。受到這些外國刊物形式和功能上的啟發，改革派報人將生產和使用印刷媒介一并納入他們的改革議程中。正是西式模板與晚清政治改革危機之間的互動最終催生了像《時報》這樣的新型政治期刊的出現。

　　報館愈多，其國愈強。——梁啟超，1896

　　外報在晚清政治報刊發展的過程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展示了政治出版業并非一個不假外物的媒介。中國的印刷文明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中國在東漢王朝時期(25-220)就發明了紙，在隋(581-618)唐(618-907)時期發明了雕版印刷術，宋朝(960-1279)發明活字印刷術。在外國人傳來新式報紙之前，中國已經有了自己的官辦報紙“邸報”，最早甚至可以追溯至漢朝(前206-220)，更不用說唐朝出版過的“邸報”了。“邸報”由各省官府在首都的親信通過私人通信的方式傳到地方，這些報紙成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中介。在晚清，這些官方報紙以“京報”的形式出現，并在1907年轉變為“政治官報”(Political gazette)，在1910年成為“內閣官報”(Cabinet gazette)。

　　除了中國本土印刷業形式和印刷技術的發展，外國在華出版業的確對晚清中國的期刊和媒介產品的邏輯產生了最重要的影響。自1815年起，出于傳教目的和商業利益，西方人便開始了在中國的活動，為此后一百年間的出版人提供了可堪借鑒的模型和所必需的印刷技術：1870年代末期的平板印刷術，1880年代的活字鉛印。西式印刷業在中國所獲得的國際特權，也進一步為本土報紙自由運作提供了獨立于王朝中央管控之外及物質上和法律上的空間。上海成為了中國新式報刊發展的中心城市，同時也正是《時報》的創辦之地，由于那時的上海是條約所規定的港口城市，能夠為出版業提供治外法權上的保護，能夠獲得進口新聞紙和印刷機器，也是一個全球文化的中心。

　　這并非意味著外國因素決定了晚清出版歷史的發生。更確切地說，它啟發了新式出版人利用報刊來表達自己的政治與社會觀點，也為表達和傳播改革理念提供了語境。然而，中國的出版業同國外的出版業在很多方面都有著非常大的區別。西方的印刷業是在早期資本主義的推動下產生的，而在中國，印刷術的出現比歐洲早500多年，但其功能僅僅體現在政治方面。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將新出現的印刷媒體的作用解讀為：通過表達“想象的共同體”而催生新的主體性，盡管這一解讀與晚清中國有一定關聯，但安德森的理論的起點和終點都難以契合中國印刷業歷史的演變。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并非資本主義與印刷業之間的互動使得新的政治團體變得可以想象，而是新式印刷業和政治改革之間的聯系使得報人們挑戰舊式理念，使得為他們自己和讀者培育新的集體認同成為可能。這一重要的、嚴格限定的“集體認同”，并不符合安德森非常明確的“國家意識”模型。

　　在清朝統治的一半時間里，特別是最后十年間，主要的社會危機和政治拐點記錄了中國這種集體認同感的進化，也使得新式出版業的歷史更具深意。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結束了1894-1895年間的中日戰爭，激發了年輕、求變的文人，也催生了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報刊。1898年的百日維新進一步擴大了這些期刊所影響和占據的空間，而緊隨其后的戊戌政變卻又幾乎消滅了所有的媒體，關鍵的報人也被驅逐流放。當清政府最終在1901年宣布實施憲政改革，中國大陸報業的又一次良機拉開了序幕，《時報》這樣的報紙也能夠通過扮演非官方改革派，著力擴大中國新的中層社會。

　　開端：外國、傳教士、商業

　　西式報紙既能影響像《時報》這樣的政治報刊的功能，也能影響其形式。自19世紀初期始，外國傳教士、外國和中國的商業組織就借助報刊來達成他們的宗教或商業目的。在1815至1894年間，新式出版業幾乎都由外國人控制，大約有150份左右的外國人經營的外語報紙，70多份外國人經營的中文報刊。盡管最早在華辦報的是葡萄牙人，但英國人辦報的數量最多，是其他國家所辦報紙數量的兩倍左右。美國人辦的報紙數量位居第二，緊隨其后的是法國、德國和日本。這些報紙中的大部分都在條約劃定的租借地出版，例如上海、香港、澳門、廣州、福州、杭州、天津、西安、煙臺等主要的中心城市。

　　這70多份中文報紙中的70%是由傳教士創辦的，是傳教布道的工具。這些西方傳教士期刊傳播和散布耶穌基督的“真”，反映了宗教和道德維度上的“傳播的傳遞觀”，目的是在中國的土地上開拓上帝的王國。當然在內容上，這些報刊也多少與中國的晚近的改革派有關，他們將印刷媒介當作宣傳鼓吹的工具，明顯是指向其政治潛能的。

　　另外30%的中文報紙和80%的英文報紙是由外國商人創辦的。這既反映了外國商業勢力在華的影響力，也反映了在歐洲商業和出版業之間的歷史聯系。這些早期商業報紙的特征之一就是缺少明確的政治取向。它們偏重貿易和船運新聞，這與報紙大部分讀者——貿易商人、新興買辦階層——的商業利益是一致的。當時所有的外國新聞大都由總理衙門翻譯并每月出版。《上海新報》是上海最早的發布商業新聞的報紙，由英國人在1861年12月至1872年12月間出版。盡管也曾報道過一些事件，例如1850-1864年間的太平軍起義，但政治新聞仍然涉及較少。

　　1872年，《上海新報》被《申報》取代。《申報》由兩位英國茶葉商人Frederick和Ernest Major創辦，是中國早期報紙中出版時間最長的，一直出版至1949年5月。《申報》報道地區、全國和國際大事，1905年在《時報》的影響下改革，與其說《申報》是一個新式的政治機構，不如說它是一個商業信息服務機構。Ernest Major自己也曾在1875年10月11日說這份報紙是“出于商業目的創辦”。《申報》的商業新聞逐日持續更新，他們的編輯體系重視商業事件，對中國經濟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給予了很大的關注。它刊登的政治類代表性文章通常“冗長而浮夸”，往往不能切中時下而是瑣碎無聊。1880年代，這些文章更趨保守，甚至聚焦于那些十多年前的新聞事件和話題。《申報》當時主要的競爭者是《新聞報》，也主要刊登商業新聞。《新聞報》創刊于1893年，創辦者包括外國和中國商人、官員，包括盛宣懷和張之洞，先后由英美人士掌控。

責任編輯：魏盼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