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聯傳媒網訊】中國發明活字印刷是印刷史上一次質的飛躍，并在此基礎上不斷發展，有文獻、文物可征，傳承有序，既有理念的闡發，又有實踐證明，無可懷疑。活字印刷術是印刷史上又一個偉大的里程碑，它的應用開創了印刷史的新紀元。

　　2014年索契冬奧會閉幕式上的最后節目是下屆東道主韓國平昌奉獻的“8分鐘表演”。在韓國平昌冬奧官方宣傳片中，出現了活字印刷、古琴、水墨、宮殿等中國觀眾熟悉的元素，尤其是活字印刷，宣傳片中顯示印刷的是韓國文字。某些韓國學者還提出，畢昇僅僅停留在理論階段，真正在活字印刷方面獲得成功的著作是1377年的《直指心體要節》，并由此主張韓國人發明了世界上最早的金屬活字。有關活字印刷的發明之爭，再次牽動了中韓兩國敏感的神經。

　　我們現在能從哪些方面可以證明畢昇的活字印刷并非只是理論指導? 金屬活字印刷就能代表活字印刷嗎?韓國在活字印刷的發明和傳承上，起到了什么樣的作用?光明網記者采訪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印刷史專家、西夏學專家史金波先生，為讀者解疑釋惑。

　　光明網：由于畢昇的膠泥活字目前還沒有實物流傳下來,于是有一些人認為，畢升僅僅還停留在理論階段，只是一個設想，并沒有付諸實施。我們現在能從哪些方面可以證明畢昇的活字印刷并非只是理論指導?

　　史金波：中國的中古時期，文教浸盛，科技發達。在隋唐之際就發明、應用了雕版印刷，這一重要發明對中國和世界的文化發展起了重大推動作用。北宋慶歷年間(1041-1048)平民畢昇又發明了省時省料，方便快捷的活字印刷術。這一科技偉業被當時的著名政治家、科學家沈括(字存中)在其著作《夢溪筆談》中詳細記載：“慶歷中，有布衣畢昇又為活版。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鐵唇，每字為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臘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范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范為一板，持就火煬之，藥稍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畢昇發明的活字印刷術由于沈括的科學記錄而得以繼續播揚。南宋紹熙四年(1193)著名文人、政治家周必大在其寫給朋友的信中記錄了這樣的事：“近用沈存中法，以膠泥銅版移換摹印，今日偶成《玉堂雜記》二十八事。”所記“用沈存中法”，即畢昇發明的活字印刷法。這一記載真實地記錄了在畢昇之后有人繼承其法，再次實踐。遺憾的是，這部《玉堂雜記》的泥活字印本沒有保存下來。

　　活字印刷術和以前發明的雕版印刷一樣，作為一種文化積累，一種科學技術，它發明在文化發達的中國中原地區，很快就輻射傳播，當時也傳播到中國西北的西夏和回鶻地區，開創了非漢字使用活字印刷的先河。

　　近代中國的黑水城遺址出土了大量西夏文獻，流失到俄國，其中有西夏文泥活字《維摩詰所說經》。1987年甘肅武威市亥母洞遺址出土了一批西夏文物，其中也有西夏文《維摩詰所說經》，此經與上述俄羅斯藏《維摩詰所說經》是同類活字印本，推定為12世紀中期印本，比宋朝畢昇發明泥活字約晚一個世紀，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泥活字印本。

　　大量早期西夏泥活字印刷品的發現證明泥活字印刷是可行的。有人認為畢昇活字印刷中“薄如鐵唇”是指活字的高度，實驗燒制不成功，便武斷地否定畢昇泥活字印刷。其實“薄如鐵唇”應指刻字的筆畫粗細。中國古代依據畢昇之法進行泥活字印刷和現代多次仿照畢昇之法進行的泥活字印刷實驗都證明畢昇的活字印刷是完全成功的發明。

　　中國發明活字印刷是印刷史上一次質的飛躍，并在此基礎上不斷發展，有文獻、文物可征，傳承有序，既有理念的闡發，又有實踐證明，無可懷疑。活字印刷術是印刷史上又一個偉大的里程碑，它的應用開創了印刷史的新紀元。活字印刷術的使用延續了近千年的時間，對世界文化的發展和交流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對促進世界文明進程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光明網：要知道印刷從泥活字、木活字到金屬活字的演變, 有必要弄清活字印刷的歷史。請做簡要介紹。

　　史金波：畢昇不僅發明活字印刷，用泥活字印書，還曾經實驗木活字印刷，但并不理想。在畢昇發明泥活字印刷不久，西夏人開始使用泥活字印刷，并發展到木活字印刷。到目前為止，已經發現的二十多種西夏文活字印刷品中，既有泥活字印本，也有木活字印本。

　　1991年寧夏賀蘭山方塔出土西夏文木活字本佛經《吉祥皆至口合本續》九卷，經權威部門鑒定是西夏木活字印本，也是現存最早的活字版本之一。此文獻證明在中國的西夏王朝成功地應用了木活字印刷，具有重大學術和文物價值。

　　在黑水城出土的文獻中也有漢文活字印刷品，一種漢文活字版歷書殘頁，推斷其具體年代為1211年。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有確切年代的漢文活字印刷品，填補了漢文早期活字印刷品的空白。此種歷書有比較復雜的表格，至少有四種大小型號不同的活字，這種高超的技術水平反映了中國活字印刷在不斷創新發展。

　　在黑水城出土的文獻中又有西夏文佛經《勝慧到彼岸要語學禁現前解莊嚴論顯頌》，其經末題款中兩個人的稱謂有“御前注補印活字都案頭監”頭銜，可知活字印刷在西夏政府中有專門機構和官員進行管理，證明當時的活字印刷已納入國家管理階段。

　　法國伯希和于1908年在敦煌北區的洞窟積沙中發現了960枚回鶻文木活字，被掠往法國。近些年來敦煌研究院又發現了幾十枚回鶻文木活字。回鶻也是中國中古時期西北地區的少數民族政權，回鶻文是其民族文字。這批回鶻文木活字被推定為13世紀的遺物，是現存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研究表明，這些回鶻文木活字中包括了以字母為單位的活字，這說明中國的活字印刷術又升華到一個新的階段。回鶻民族為活字印刷作出了重大貢獻。

　　關于活字印刷的記載繩繩繼繼，不絕于史。元代忽必烈的謀臣姚樞在隱居講學時“以《小學》書流布未廣，教弟子楊古為沈氏活板，與《近思錄》、《東萊經史說》諸書，散之四方。”所謂“沈氏活板”也是指沈括《夢溪筆談》中所記畢昇的活字版印書法。時在蒙古庚戌年(1250)，上距畢昇發明活字印刷兩個世紀。可惜楊古所制活字印刷品也已不存于世。

　　元代科學家王禎對活字印刷做出了重大貢獻。他撰寫了農學名著《農書》。因為字數較多，遂命工匠按他所創意，制作木活字三萬多個，準備用活字排印。首先于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用這份活字印刷了他所編纂的《旌德縣志》。不到一個月，就印制了一百部。遺憾的是，這部古代有明確記載的木活字印本，也已失傳。王禎把這次制作活字、排版、印刷的方式方法，記載于于《農書》雕版印本的后面，題為“造活字印書法”，留下了一份古代印刷史上的珍貴文獻。

　　1917年在寧夏靈武縣發現了一批西夏文佛經，其中包括幾十卷具有活字版特點的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是西夏滅亡后元代印刷品。此經第五卷西夏文題記有“令雕碎字”，第四十卷也有西夏文題記“作選字出力者”。“碎字”即活字，“選字”應是揀字、排字之義。這兩條西夏文題記證實這種文獻為活字印本。現多藏于中國國家圖書館。

　　關于金屬活字印刷，中國古籍多有記載。清藏書家孫從添(1769-1840)在《藏書紀要》(18lO)中載：“宋刻有銅字刻本、活字本”。明《夢林玄解》轉載宋孫爽文，有“鐫金刷楮，敬公四海”……“景佑三年4月上浣休老人孫爽敘于園夢秘策之端”。著名印刷史專家張秀民先生認為鐫金應是鐫銅，以為印《圓夢秘策》至八卷，以鐫刻銅活字的可能性最大。

　　王禎在《造活字印書法》中也談到金屬活字印刷：“近世又鑄錫作字，以鐵條貫之，作行，嵌于盔內，界行印書，但上項字樣，難以使墨，率多印壞，所以不能久行。”這是中國關于金屬活字的早期記載。元初人所說的近世當然是宋代，說明用錫活字印書是在宋代。 元人黃溍(1277-1357)所作《金華黃先生文集》里有一篇給智延和尚作的《北溪延公塔銘》說英宗(1320-1323)三年即1323年準備“鏤銅為版”出版前朝仁宗賞賜給智延和尚的金玉佛像經卷，后又命于永福寺與諸尊宿校勘三藏。惜英宗早逝未能實現。但說明刊印佛經的銅活字技術早在1320年以前就已存世，它比1377年朝鮮的《直指》早57年。

　　由非金屬活字到金屬活字，是印刷材料上的又一次革新。以上所述證實中國應用金屬活字很早，但至今未留存下有確切年代的金屬活字紙本印刷品。

　　中國金屬活字的大規模制作和流行，則是在明代的弘治、正德、嘉靖年間(15至16世紀之交)，其中最著名的是無錫的華家和安家，其印書數量多，流傳下來的也不少。明清兩代還有創制鉛活字的記載。于此同時韓國也使用金屬活字印刷，取得了很好的成績。

　　清代最有影響的是“武英殿活字版”，最有名的內府銅活字印本是《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有66部，每部1萬卷，1.6億個字，分訂成5020冊，裝522函的巨著)。清代銅版書數量雖不及明代多，但流行范圍之廣和鐫鑄的精致都超過了明代。

　　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是歷史上各民族共同創造的。在印刷術的使用和發展方面漢族和少數民族衣缽相傳，爭奇斗艷，推陳出新，盡顯聰明才智，共同為中華民族的印刷事業、為世界文化的進步作出了突出貢獻。

　　光明網：有韓國人認為金屬活字是韓國發明的。您如何看待這個說法?金屬活字印刷就能代表活字印刷嗎?韓國人爭的是“印刷術發明權”還是 “金屬活字發明權”?

　　史金波：這大概指的是一本韓國以金屬活字印刷的書，即《直指心體要節》。此書最后一頁有印書題款，內容是宣光七年(1377年7月)在淸州興德寺鑄字印施。在李氏朝鮮王朝末期，一個法國外交使節把此書的下卷從朝鮮半島帶回法國，現藏法國國家圖書館。

　　活字印刷是一種思想的飛躍，理念的革新。發明者要想到把需要印刷的文字制作出一個個以字為單位的活字，用以按文排版印刷，活字可反復使用，既省時省工，又約材料。然后把這種先進的理念付諸實踐，從活字制作，到揀字排版、刷印、拆版和還字，有著一整套完整、科學的工藝方法，達到印刷的高效和節約成本。這是中國宋代在高度發展的雕版印刷的基礎上才可能出現的技術革命。是中國印刷史上在發明雕版印刷后的第二階段的重大發明。

　　后來在活字印刷發展過程中，除泥活字外，中國以及學習了中國活字印刷的韓國等國，出現了木、錫、銅、鉛、鐵等活字，除材質的不同外，理念和工藝技術上與畢升發明的活字印刷并無實質性不同。發展與發明是兩回事。拿木活字來說，畢升于制作泥活字之前已試用過木活字，但當時并不理想。此后西夏成功地使用了木活字印刷。西夏木活字印刷與畢升泥活字印刷除材質之外，工藝技術上無多大區別。元代王禎《造活字印書法》也發展了木活字印刷，與宋畢升發明的泥活字印刷相比，材質方面改泥為木，排版時有所改制，但作為活字印刷的整個工藝，并無實質性不同。后來包括韓國在內使用銅、鉛、鐵與錫等金屬活字，在活字印刷理念和工藝上與畢昇的發明沒有原則的區別，主要是材質的不同。“發明”一詞是不宜濫用。

　　如果說韓國的《直指心體要節》是目前所見最早的金屬活字印本是可以的，但如果說成是“發明”，甚至說成是“人類文化史上最高的發明，信息化的源泉，人類文化發達跨時代的創舉”則是不符合歷史事實、不科學的。

　　光明網：韓國在活字印刷的發明和傳承上，起到了什么樣的作用?

　　史金波：韓國(古代高麗、李朝)既學會了中國雕版印刷術，又學會了北宋畢昇發明的泥活字及其后的木活字印刷術，并大量使用金屬活字，主要是銅活字印刷，在印刷史上做出了很好的貢獻，占有重要地位。活字印書在李朝時期最為發達，印書中有大半為活版之本。李朝活字印書，校勘細致，雕刻、排印精工。韓國鑄字的方法，可能受中國鑄銅幣、銅印和制作錫活字的影響，因為朝鮮銅活字采取的雕木字模、作細沙 反模，然后澆注銅液等基本方法，與中國銅幣銅印鑄造法，幾乎是一樣的。

　　韓國大規模使用鑄銅活字，是從十五世紀開始的。有的韓國學者也認為朝鮮半島的金屬活字始于十三世紀初的高麗朝，比中國文獻記載南宋時期出現的金屬活字錫活字印刷約晚一個世紀。那時韓國活字印刷由政府主持。韓國也較早采用鉛活字、鐵活字。特別是鑄造鐵活字在技術上難度較大。

　　總之，中國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術傳入朝鮮半島后，朝鮮人民在學習、吸收的基礎上又有創新和發展，尤其是在金屬活字的應用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績，為印刷術的推廣應用作出了可貴的貢獻。

　　光明網：對于近年來一系列的“中韓申遺混戰”，您有何看法?

　　史金波：各國、各民族的文化遺產是人類共同的財富，都對世界文明進步作出了貢獻，我們應實事求是地承認、尊重、繼承人類所有優秀文化遺產，并以此推動我國的文化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同時我們也要重視祖國的文化遺產，維護自己的產權;重視本國歷史上的重要發明創造，維護本國的知識產權。我們既不同意狹隘的民族主義，也不同意輕視民族文化傳統和歷史遺產的民族虛無主義。正確地認識和闡述文化遺產，有助于我們傳承、發展、弘揚文化遺產。相反，對文化遺產做扭曲的解釋或不科學的報道，會引起學術界和社會認識上的混亂，對文化遺產的繼承和弘揚會產生不良影響，甚至還會使青少年接受不科學的知識，遺患后人。前些年的雕版印刷、活字印刷、端午節、高句麗遺址等文化遺產，都引起了學術界的討論和有關方面的高度關注，大家應從中提高認識，汲取經驗教訓。

　　過去一段時間，我們對傳統文化遺產往往認識不足，工作主動性不夠，各部門缺乏協調。近些年來，國家加大了對傳統文化遺產的重視和保護力度。我國有悠久的歷史，有豐厚的文化積淀，有大量優秀文化遺產，有關文化、科研、教育、文物、宗教等部門應協調工作，做好中國文化遺產產權和重要發明創造清理、研究、論證和維護工作，加強交流，協調工作，有組織、有計劃、積極地開展這項工作。可以設立維護中國文化遺產產權和重要發明創造知識產權重點科研項目，搜集資料、調查研究、提出保護和申報方案，并對一些國家傷害我國文化遺產產權和傳統文化知識產權的做法提出應對原則和具體措施。媒體宣傳也要注意維護中國文化遺產產權和重要發明創造知識產權，有關報道要科學、慎重，切忌照抄國外不實報道，造成不良影響。當然，我們對其他國家在傳統文化遺產方面所做的貢獻也應給予充分的肯定，并從中吸收文化營養，促進世界文化的共同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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